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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美關系的理解，始終要放在國內情形與國際關系的雙重語境中來把握。新冠疫情使得中美關系愈加復雜，紛紛擾擾之中，“新冷戰”一時間成為形容中美關系走向的熱詞。然而清華大學教授趙可金認為，基于表面現象而夸張描述的“新型冷戰”，是對中美關系的一種誤讀。
事實上，中美關系并不滿足“集團分化”“全面對抗”以及“沒有直接戰爭”等“冷戰”構成要素。中美戰略競爭的決定要素，不是中美兩國之間的權力關系，而是彼此國內事務的政治關系，既不是權力之戰，也并非制度之戰，而是權力和制度背后的合法性基礎之爭，中美爭奪的核心是各自的政治正當性。因此，中美競爭并非“新冷戰”，而是基于政治正當性之爭的“軟戰”。中美“軟戰”表現在高層交往、經貿關系、人文交流和戰略安全等多個領域。而中美“軟戰”的真正根源來自于國內政治，中美關系發展的前景取決于中美能否妥善解決國內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問題。
從國內政治正當性基礎來看，中美兩國各自國內政治鴻溝越大，共識越少，中美關系的紛爭就會越多。因此，“軟戰”的對手并非來自對方，而是來自自己。面向未來，在全球治理體系的框架內重建中美共同行動框架，也許是管控分歧并且求同存異的備選方案。不過，這一方案本身仍面臨嚴峻挑戰。
中美關系面臨建交以來最嚴重時刻
2020年1月15日,中美雙方在經過了23個月13輪20多次的艱苦談判后,最終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簽署了作為第一階段協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濟貿易協議》。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一直是雙邊關系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變數,第一階段協議的簽署被世界輿論廣泛認為有利于緩和局勢,有利于穩定世界經濟。
人們原本以為,隨著中美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中美關系將朝著緩和方向發展。然而,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又給中美關系帶來諸多變數。在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沖擊下,美國大選年各方勢力進行政治角逐的中心正在聚焦中國,中美關系面臨著自建交以來最嚴重的時刻。如何把握疫情沖擊下的中美關系,精準界定中美關系的新現實,剖析中美關系的內在邏輯和相處之道,是當前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和戰略問題。
嚴重時刻：疫情與輿情的雙重沖擊
當下,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重大的全球性挑戰,整個世界能否形成抗疫統一戰線,中美關系如何發展至關重要。自疫情暴發以來,病毒擴散呈現出加速趨勢,從東亞地區暴發,繼而在歐美蔓延,并快速傳播到全世界。疫情沖擊已經重創幾乎所有的最發達經濟體,對整個世界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沖擊。
毫無疑問,中美關系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仍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維護和鞏固一個穩定的中美關系是中國對外工作的重要任務。作為全球性的大規模流行病,新型冠狀肺炎對中美關系的沖擊體現為“雙重沖擊”:新型冠狀肺炎問題不僅是一個中美關系面對的疫情沖擊問題(Pandemic shock),更是中美關系面對的一個輿情沖擊問題(Panic shock)。相比而言,盡管疫情沖擊對中美關系具有破壞力,但更具破壞力的是疫情沖擊所引發的各種“次生災害”,尤其是輿情沖擊成為左右中美關系發展方向重大破壞性力量。
（一）中美關系的疫情沖擊
毫無疑問,疫情對中美兩國的沖擊都是巨大的,表現為感染人數急劇上升,社會經濟遭受重創,整個社會停擺,對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巨大沖擊。從疫情對中國的沖擊來看,自2020年1月初以來,中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8.4萬例,累計追蹤到密切接觸者超過73萬人。經過艱苦努力,中國疫情防控向好態勢得到鞏固,為世界防疫贏得了時間。當然,疫情也暴露出中國公共衛生應急體系中的一些短板、漏洞、弱項。同時,疫情對社會經濟也形成了巨大沖擊,眾多企業和多個行業面臨困難,就連經濟表現最好的中國在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6.8%,為1992年有季度統計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尤其是各地宣布進入一級響應以后,全國范圍內采取嚴格管制措施,超過十多億人居家禁足,對經濟造成了重大影響。盡管疫情緩解后復工復產進展順利,但在世界疫情蔓延的情況下,整體經濟環境和市場預期持續走低,中國也很難擺脫“池魚之災”。
從疫情沖擊形成的重創程度來看,美國比中國還要嚴重。截止到2020年5月13日,美國新型冠狀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全球最多,超過132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八萬例,而且疫情蔓延的勢頭還沒有得到控制。在疫情的沖擊下,美國醫療衛生體系和物資保障體系面臨巨大壓力。根據美國重癥醫學會估計,美國總共將有96萬名患者由于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需要使用呼吸機,但美國的呼吸機只有大約20萬臺。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估計,如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持續一年,美國將需要35億個口罩,缺口在99%左右。
雖然美國被普遍認為擁有最發達的公共衛生體系和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和設備,但面對疫情仍然呈現出捉襟見肘的尷尬窘境。與疫情沖擊伴隨而來的經濟沖擊,造成了美國生產供應鏈的危機,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意識到美國對世界的依賴程度之深。彭博數據庫匯總了截至2020年3月26日各金融機構對全球主要國家經濟增長的預測。高盛經濟學家在2020年3月20日預計,繼第一季度下降6%之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在第二季度將下降24%,經濟衰退程度史無前例。美國金融和大宗商品價格走勢也令人擔憂。美國三大股指全面暴跌,標普500指數甚至于十個交易日內接連觸發四次“熔斷”,終結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股市的“十年長牛”,誘發了全球范圍內的金融恐慌,多國股市創歷史最大跌幅,所謂的經濟增長、股市高漲和失業率下降的“特朗普景氣”被終結。
截至2020年5月9日,美國失業人數大幅攀升,連續八周失業人數高達3650萬人。面對疫情沖擊,美國政府采取了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2020年3月25日和27日,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先后表決通過兩萬億美元經濟刺激法案并獲得特朗普總統簽署,啟動了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財政刺激法案。然而,2020年經濟負增長應該是大局已定,社會情緒中的民粹主義和排外情緒日益嚴重，美國正在遭受21世紀以來最重大的危機。
（二）中美關系的輿情沖擊
迄今為止,疫情在世界范圍內的蔓延,已經對整個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沖擊,呈現出了衛生災難、經濟衰退、社會停擺、治理赤字等眾多問題。然而,對中美關系來說,疫情所引發的社會混亂和心理恐慌等輿情沖擊更加嚴重。一百多年前,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解釋了群體恐慌的社會心理根源,認為理性的個體一旦加入群體,就會產生情緒化、無異議、低智商等特征。尤其是在面臨危機條件下,群體最易滋生出如盲目、沖動、狂熱、輕信、教條、頑固、偏執和不負責任等心理,而統治者則借機利用群體的這些特點建立和鞏固自身統治的,勒龐稱之為“群體精神統一性的心理學定律”。2020年的新型冠狀疫情沖擊下,中美關系集中展現了類似的傾向。
輿情沖擊的重要表現就是美國社會中滋生蔓延的所謂“中國病毒論”。在冠狀病毒疫情蔓延全球之際,中美外交部門陷入“病毒起源論戰”。美國保守勢力利用疫情對中國發起輿論戰,《紐約時報》刊文批評中國疫情暴發是“國家治理的失敗”,《華爾街日報》則冷嘲熱諷地發表《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評論文章,引發中國官方和輿論強烈抗議。隨著美國疫情的暴發擴大,美國對華輿論打壓升級。多名美國政要公開批評中國對疫情不透明,要為世界疫情大流行負責,顯然在美國政府抗疫不利的情況下,通過攻擊中國來“甩鍋”,轉移國內視線。
比如,不少國會議員對中國發起所謂“賠償訴訟”,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在七國集團外長會議上指責中國是 “新冠流行病蔓延的罪魁禍首”。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一度公開聲稱新型冠狀肺炎為“中國病毒”。在美國一些政要的鼓噪下,像谷歌、臉書、推特等美國網絡公司也加入了“戰斗”,在社交媒體上到處充斥著關于中國的“負面”消息,這些曾經鼓吹自身價值中立的美國媒體在疫情之下一下子轉變成為國家的對外政策工具。
相比之下,輿情沖擊對中美關系傷害更大。在疫情沖擊下,美國民眾對華負面態度也在持續上升。美國哈里斯民意調查機構在2020年4月3日至5日對美國1993位成年人進行了調查,發現77%的美國受訪者因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擴散而指責中國政策,其中有67%的民主黨人、75%的獨立人士和90%的共和黨人將疫情大流行歸因于中國,72%的受訪者認為中國“不準確”地報告了疫情對其民眾的影響,69%的人贊成特朗普總統針對中國制定更嚴格的貿易政策,54%的人表示中國政府應為疫情支付賠款,這對特朗普而言有利于繼續將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暴發的責任公然推給中國。
2020年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3月對1000名美國民眾的調查結果,大約有2/3(66%)受訪的美國人表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比2017年的47%上升了很多。62%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是一個主要威脅。兩黨態度存在差異,共和黨人(72%)比民主黨人(62%)對此更為擔心。美國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Stephen S. Roach)2020年4月27日發表《美中關系的終結》一文,認為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使兩國民眾敵對情緒加深,加之兩國政府情緒化決策,將加劇雙邊關系破裂風險,打破全球多邊力量的平衡。“美國優先”政策和中國擴大影響力的常識可能引發新一輪論戰,羅奇主張中美領導人應停止指責,恢復雙邊信任與合作。因此,疫情沖擊下的中美關系正在經歷最為艱難的時刻,能否頂住中美疫情期間的“雙重壓力”,決定著中美關系的未來方向。
“新冷戰”還是“軟戰”：中美關系的新現實
近年來,中美關系發生了一系列新變化,戰略合作的共識已被打破,戰略競爭有新的發展,呈現出競爭與合作并存的“中美復合體”新局面。在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沖擊下,中美關系競爭的一面非但沒有因為中美貿易談判簽署第一階段協議而有所緩解,反而競爭更加激烈,向著大眾傳播、公眾輿論和治理體系等領域擴散。中美關系的新現實是原有的老矛盾和老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新矛盾和新問題層出不窮。應當如何精準界定中美關系的新現實,坊間有不少評論,不乏有人將其界定為“新冷戰”,認為中美關系難以走出歷史上大國間發生沖突的老路。然而,迄今為止,人們對于“新冷戰”的界定仍然停留在朦朧的感覺層次,與形形色色的中美爭端現象混雜在一起,并沒有科學界定其本質特征。
冷戰是20世紀中后期國際政治中的一種現象。盡管學界對冷戰的認識形形色色,但基本以兩極思想為主導,將世界劃分為兩大對立集團。兩大集團呈現出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軍事等方面的對抗斗爭,但不發動直接的武裝進攻,此種集團間對抗且又不直接戰爭的狀態就是冷戰。
如果以集團分化、全面對抗、沒有戰爭三個標準來衡量當下的中美關系新現實,就不難發現中美關系并非處于“新冷戰”狀態。
一是陣營分化。迄今為止,盡管有人指出當今世界已形成“兩極格局”,但顯然并非冷戰格局,主要原因是當今世界并沒有形成壁壘分明的兩大戰略集團,大國間也沒有爆發以代理人戰爭方式在全球進行意識形態擴張的戰略競爭,無論美國從什么角度向中國施加壓力,其核心不是為了爭霸世界,而是解決國內問題,“實現美國再次偉大”,獲取更多國家利益;
二是全面對抗。冷戰是大國競爭和對抗的狀態,但大國競爭不必然等同于冷戰。歷史上很多大國都曾處于對抗狀態,但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蘇對抗被稱為冷戰,那是因為美蘇對抗呈現出全面對抗的特征,只有大國之間在政治、經濟、安全、意識形態等各領域的全面對抗,才能被稱為冷戰。當下中美關系雖然在某些領域有競爭,但并沒有發展成全面對抗,而且在競爭領域中美兩國仍存在大量合作的事實;
三是沒有直接戰爭。美蘇冷戰時雖借助代理人戰爭縱橫捭闔,但受制于核武器,始終沒有發生戰爭。當下的中美關系與之不同,中美在貿易領域、高科技領域、金融領域等不僅在直接對攻,而且不斷升級,雖沒有發生傳統意義的熱戰,也沒有發生冷戰期間的代理人戰爭,但中美之間形形色色的新型戰爭比如貿易戰、金融戰和高科技戰則刀光劍影,攪動億萬民眾乃至整個世界動蕩不安,與爆發戰爭的破壞力已相差無幾。
基于上述幾個標準衡量,所謂“新冷戰”論夸大事實,中美關系已經不能用傳統的熱戰、冷戰等概念來界定,需對中美關系的新現實進行與時俱進的再定義。
事實上,坊間熱議的所謂“新冷戰”不是中美關系新現實的本質,而是中美關系新現實呈現出來的表象。整個世界既沒有出現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中美之間也沒有呈現角逐世界霸權的全面戰略競爭,即使在某些領域存在戰略競爭也并非你死我活的對抗,而是競爭與合作并存的復合體。
以2018年以來的中美經貿爭端為例,除中美雙方的戰略博弈外,國際社會的其他各方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觀眾而已。除了少數國家采取了“一邊倒”的追隨戰略外,絕大多數國家均表現出了極為聰明的“戰略對沖”,亦即對雙方既兩邊下注伺機套利,又保持一定距離以免遭受“池魚之災”。
作為競賽雙方,中美兩國真正關注的不是對手的反應,而是兩國國內民眾的反應以及國際社會第三方的反應。
從美國的角度來說,特朗普總統領導下的白宮團隊對國會山的民主黨議員表現出極為不屑的態度,甚至對共和黨建制派的良言勸說也是置若罔聞,他們唯一關注的是支持特朗普的“鐵桿選民”和大票倉的反應。有學者認為,在整個談判期間,唯一能夠改變特朗普態度的是其票倉的選民態度,比如包括“鐵銹帶”地區中的賓夕法尼亞州(20票)、密歇根州(16票)、威斯康星州(10票)和搖擺州俄亥俄州(18票)、印第安納州(11票)、艾奧瓦州(6票)等地區的選民。
在中國方面,中國政府在談判中十分重視捍衛核心利益和黨內的團結。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也多次重申,對于中美經貿談判,中方希望達成協議,但絕不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顯然,無論從美方的態度來看,還是從中方的態度來看,戰略競爭的決定因素不是中美兩國關系的權力關系,而是彼此國內事務的政治關系,既不是權力之戰,也并非制度之戰,而是權力和制度的合法性基礎之爭,爭奪的核心是各自的政治正當性(Political Legitimacy)。
一個政權的正當性取決于它是否獲得被統治者們的普遍認同,正當性被認為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條件:如果一個政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它將很快地崩潰瓦解。從法律上來說,正當性并不等同于遵守法律,某些行為可能并沒有觸犯法律（比如某些違反人道主義的法律）,其法律本身不具有正當性。相反,某些群體的行為可能觸犯了法律,比如反種族主義的抗議行動造成了政治危機,但卻是具有正當性的。因此,衡量正當性的關鍵不在于其形式上是否合法,而在于實質上是否正當,是否符合社會基本價值和信仰,是否獲得社會廣泛的認同。
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研究,正當性建立在一個共同認可的基礎上,這些基礎包括傳統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種權威類型。韋伯認為,歷史上的政權正當性基礎基本是以上三種權威類型不同程度的混合。意識到政治正當性對國際政治意義的是美國著名國際政治思想家亨利·基辛格,他在《世界秩序》一書中認為,當今世界左右政治游戲的勢力均衡并未過時,但值得關注的是各國均面臨國內政治正當性的挑戰,整個世界秩序也面臨著包括來自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等非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當性訴求。按照基辛格的邏輯,中美關系除存在權力競爭的一面外,還存在著對政治正當性的爭奪。前者主要涉及學界熱議的中美能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問題,后者則意味著中美關系的政治正統性問題,核心是究竟“誰站在正確的一邊”。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著國際關系的性質。
長期以來,在國際關系實踐中,關于誰站在正確一邊的問題,歷來是由強者說了算,即“強權即公理”。千百年來,成王敗寇,當在一場戰略豪賭中權力角逐分出勝負之后,政治正當性的問題往往就隨之有了答案。然而,在戰略競爭尚未分出勝負之前,權力斗爭是國際關系的一道明線,正當性競爭則往往是不可回避的暗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和寡助之間爭的也是一個“正當性”問題。在冷戰期間,美蘇尖銳對抗,有力量對比和權力斗爭問題,也有政治正當性的意識形態爭論。只不過兩者勢同水火,道不同不相為謀,導致政治正當性之爭的全部能量都被轉化為權力斗爭的主線。相比之下,中美關系和美蘇關系有所不同,兩大戰略力量已經在全球化力量推動下混為一團,龐大規模的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人員往來已經將兩個國家糾纏在一起,呈現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剪不斷理還亂。
在此背景下,“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中美經貿爭端表明,中美之間的纏斗令雙方皆難以放開手腳肉搏,即便一些策士極言所謂“脫鉤”“斷供”之論,短期之內恐難奏效。在中美關系欲戰不得、欲脫不能的條件下,如何說服國內民眾同仇敵愾,如何爭取國際盟友號令天下,似已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新現實和新常態。
近年來,美國在氣候變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貿易戰、“美加墨貿易協定”的“毒丸條款”“印太戰略”等議題上使盡渾身解數,都難實現“內爭一統、外求一致”的反華共識。相比之下,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則在改革發展穩定、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方面,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對內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識,對外塑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逐漸穩住了陣腳,鞏固了自信,在中美“軟戰”中化危為機,轉危為安,正在日益掌握主動權。因此,在全球化潮流中,“軟戰”已經成為理解中美關系新現實的一條主線,也是界定新時代國際關系的重要坐標系。
中美“軟戰”的四重表現
2020年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暴發后,中美關系之所以出現諸多之怪,其根本線索就是基于爭奪政治正當性的“軟戰”。尤其是疫情沖擊所引發的輿情沖擊,中美關系之所以屢屢遭受驚濤拍岸,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來自中美力量對比的權力轉移,而是來自國內復雜政治斗爭,美國國內的政治斗爭是導致中美關系復雜變化的主要矛盾。具體而言,從“軟戰”的視角出發,中美關系正當性之爭主要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軟戰”中的中美高層交往
中美建交40多年的歷史表明,高層交往在中美關系發展過程中一直發揮著舉足輕重的戰略引領作用。每逢重大危機時刻,中美兩國領導人總是登高望遠,令中美關系峰回路轉,在疫情期間也是如此,略有不同的是中美兩國領導人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保持溝通的同時,也在極力爭取彼此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的支持。
自疫情暴發以來,中美兩國元首和高層保持接觸,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先后兩次通電話,就疫情防控進行溝通,交流經驗,總體上是積極的。中美兩國元首還共同出席了2020年3月26日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推動發布《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聲明》,對推動國際合作做出了貢獻。除此之外,其他高層合作也持續進行。總體看來,無論在雙邊會談,還是在多邊場合,中美高層間的直接對話和雙邊合作的基調是穩固的。
然而,兩國高層在面對民眾時表現出了不同態度。自疫情暴發以來,中國領導人積極與各方開展通信和通話外交。2020年2月20日,中國國家主席給美國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回信,感謝他和蓋茨基金會對中國防控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呼吁國際社會加強協調、共同抗擊疫情。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國家主席先后與30多個外國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進行了40多次“電話外交”,積極與各方進行信息溝通和政策協調,支持和參與二十國集團特別峰會,提出召開二十國集團衛生部長會議、建議發起二十國集團抗疫援助倡議、探討建立區域公共衛生應急聯絡機制、適時舉辦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高級別會議等,推動全力打好新型冠狀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擊戰,充分體現了大國擔當。
相比中方的大國擔當,美國領導人在面對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第三方時表現出了“雙重標準”和不同面孔。特朗普總統在面對國內民眾講話和發布推文的時候,表現出了立場的搖擺性和隨意性,尤其是公開將新型冠狀病毒稱為“中國病毒”,縱容國內種種“起訴中國論”“中國責任論”等論調。特別是在2020年4月27日白宮記者會上,特朗普在回應德國《圖片報》要求中國賠償1490億歐元時揚言“讓中國承擔責任”,肆意破壞和毒化中美關系。
2020年3月25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七國集團外長會議上借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對中國進行大肆“攻擊”,聲稱中國應該為此次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負責。歐洲六國外長對蓬佩奧“抹黑中國”的行為進行了猛烈抨擊,并拒絕簽署由美國提出的包括“指責中國是新冠流行病蔓延的罪魁禍首”的聯合聲明。此外,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和社會勢力遙相呼應,頻頻制造反華鬧劇。2020年4月22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發表斯蒂芬·柯林森的《特朗普和拜登就中國問題開戰,可能定義2020年大選》一文,強調在未來的總統大選中,特朗普勢必把矛頭指向疫情發源地中國,以進攻態勢轉移人們的注意力,約瑟夫·拜登也在中國問題上呈現強硬立場。無論誰贏得了對中國的政治對抗,中美關系都在惡化。
2020年4月24日,美國政治新聞網、福克斯新聞、《華盛頓郵報》等曝光了長達57頁的共和黨參議院全國委員會向競選機構發送的備忘錄,建議共和黨候選人通過“積極攻擊中國”來應對新型冠狀疫情危機,批評中國掩蓋事實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及美國就業崗位流失;民主黨人對華態度軟弱;共和黨將因中國應對疫情不力而推動對華制裁。不難想見,隨著大選日期臨近,美國對華“軟戰”必然在大選中不斷發酵升級,這沖擊著中美關系的堤壩。
（二）“軟戰”中的中美經濟關系
近年來,美方頻頻在貿易逆差、知識產權、經貿規則、結構改革等問題上指責中方,頻頻挑起摩擦,實施長臂管轄制裁中國企業,甚至炒作“中美經濟脫鉤論”,意在切斷中美兩國緊密的經濟聯系,規鎖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和軍工產業發展,給中美關系和世界經濟都帶來嚴峻挑戰。美方這一做法意在通過使用關稅和經濟政策、政府監管等手段,影響跨國公司貿易和投資流向,操縱和左右市場形勢,核心是經濟領域中的“軟戰”。
疫情暴發以來,中美在經濟領域中的“軟戰”有了新發展,呈現出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格局。疫情暴發之初,正當中國在全力抗擊疫情時,美國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2020年1月30日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表示,中國發生的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將“有助于”加速制造業回流美國。然而,當疫情在美國暴發時,美國貿易辦公室一開始對中國進口口罩和醫用手套等幾十種醫療產品免除關稅,但很快就發現還需要進口醫療機械、藥品和藥品原料等,擔心受制于中國,這使得美國強硬派利用疫情推動中美進一步“脫鉤”。
2020年4月19日,特朗普總統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開始強調把重要的供應鏈“留在美國”的重要性,并宣布將啟用《國防生產法》強制命令企業生產防護設備,特別是呼吸機等,并任命彼得·納瓦羅作為《國防生產法》實施協調人,在疫情期間繼續推進對華貿易戰。
同時,美國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盡管美國從2019年上半年就開始對中國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尤其是將華為等一系列中國的科技公司加入實體清單。2020年4月28日,在疫情蔓延形勢嚴重的時刻,美國商務部仍提議向中國出口實施新的限制措施,要求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口半導體生產設備和其他技術時必須獲得許可,不管是軍用還是民用。新規還取消了此前允許美國相關技術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向非軍事實體出口的規定,進一步收緊了對華出口管制,美國財政部對海外投資者加強審查的新規則生效。
美國繼續打壓華為,在技術競爭方面對華實施嚴格限制。尤其在2020年2月14號慕尼黑安全大會前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部長馬克·埃斯珀、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等頻頻拋出“華為威脅論”,強調華為對國家安全、民主政治制度的危害,企圖阻撓英國等西方盟國在5G網絡建設中使用華為設備。面對詆毀,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傅瑩當場予以反駁,批評美國政客的荒唐邏輯,贏得了在場觀眾的一陣掌聲。
事實上,美國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爭取各方面的支持,阻撓中國經濟崛起,核心還是在經濟領域中的“軟戰”。然而,美國的“軟戰”如意算盤并不容易得逞。無論在七國領導人會議上,還是第56屆慕尼黑安全大會上,美國有關5G的無理要求被拒絕,多個國家聯合對美國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抨擊。當然,美國在經濟領域中對跨國公司進行威逼利誘,對世界各國進行游說施壓,以此來開展對中國在經濟領域的“軟戰”短期內不會結束。中國可能需要做好長期周旋的準備,并制定好“軟戰”戰略的謀劃運籌。
疫情期間中美“軟戰”的另一個維度是如何處理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作為遭受疫情重創的兩大經濟體,中美應對重點和方式方法存在很大差異,集中體現于中美不同的“軟戰”策略。在疫情暴發后,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確立“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強調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在抗疫過程中,中國政府對于病毒感染者基本做到了應隔盡隔、應收盡收、應檢盡檢、應治盡治,通過在全國范圍內統一調度醫護人員、醫療設備和物資保障,全力保障疫區抗疫,通過建設雷神山醫院、火神山醫院等定點醫院和眾多方艙醫院,并在全國范圍內加強聯防聯控和群防群控,建立起了科學防控、精準施策的疫情防控體系,取得了顯著成效。總體來看,中國疫情防控的核心是“救人”,在此基礎上穩妥推進復工復產和經濟社會恢復。
相比之下,美國在應對疫情上的核心是“救市”。在2020年3月12日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后,面對股市大跌和失業率上升,美國政府采取幾輪救市措施,包括推行基本“零利率”的政策、無限額的量化寬松、美聯儲繞過金融機構直接購買美國公司債券以及推出兩萬億美元的救市計劃等,圍繞的核心始終是如何救助資本和企業,而在保護易感人群和救治感染者方面作為有限。
中美疫情防控思路和重點的差異表明,中美兩國政治正當性的基礎是不同的,中國政治正當性的基礎是民眾的“人民民主”，中國政治的首要任務是獲得人民的支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美國政治正當性的基礎是資本的“自由民主”,美國政治的首要任務是獲得資本的支持,這一正當性基礎的根本差異決定了中美在“軟戰”策略上呈現出不同的特征。
（三）“軟戰”中的中美人文交流
（四）“軟戰”中的戰略安全關系
傳統上,戰略安全關系主要從力量對比的權力政治視角來理解,將中美戰略安全領域的關系理解為能否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從美國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到特朗普政府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美國學界傾向于在遏制中國的戰略框架下理解中美關系,進而將中國加強中俄新時代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構建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等統統視為具有地緣戰略意義的戰略博弈,進而也被界定為“新冷戰”的一個根據。事實上,如果仔細分析中美在戰略安全關系領域中的互動,就會發現將其理解為“新冷戰”是一個誤讀,中美在戰略安全關系中的互動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軟戰”,在疫情期間的表現更是突出證明了這一點。
在疫情暴發后,美國并沒有停止在戰略安全領域推進“印太戰略框架”,其核心仍然是爭取更多盟友和伙伴的支持。“印太戰略”的概念最初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特朗普政府接受后進一步凸顯其軍事色彩,把亞太司令部改為印太司令部,其意圖在于把太平洋、印度洋廣袤地區通過美日印澳四大國的合作在地緣政治上捆綁在一起,其核心更突出控制這些國家,而針對中國只不過是一個招牌。
針對美國的戰略意圖,日本官方在強調“印太”時已經不再提“戰略”,盡量淡化其針對中國的色彩,而澳大利亞則通過加強與中國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予以對沖。為進一步加強“印太戰略框架”,2020年2月24～25日,特朗普總統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希望加強在印太地區的戰略融合。然而,盡管美印兩國達成了30億美元國防軍售協議,并簽署了三項能源領域的諒解備忘錄,但美印間的結構性矛盾仍然根深蒂固。無論在美印領導人的會談和公開演講中,還是在事后美印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均未出現“印太戰略”的影子。
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沖擊,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四艘航母——“羅斯福”號、“里根”號、“尼米茲”號、“卡爾·文森”號均發現新型冠狀肺炎確診病例,在整個海軍艦隊中有26艘作戰艦艇中至少有一名水兵的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美國的“印太戰略”體系受到很大沖擊。顯然,從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略框架及其投入來看,表面上美國以中國為對手,但事實上中國僅僅是美國“印太戰略”的“假想敵”。
美國的真正意圖是鞏固美國的地區霸權和全球霸權,通過推進“印太戰略框架”加強對盟國的控制,將更多的地區大國綁到美國的戰略框架中。美國高官在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表現也表明,美國通過夸大“中國威脅”來恐嚇國際社會,并通過排擠中國技術、中國產品以及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來實現對其他國家的市場控制、技術控制和戰略控制。
因此,對美國而言,遏制中國是假,因為美國戰略界對中國是不是美國的敵人仍存在爭議,其真正意圖在于控制盟國,鞏固霸權。美國在世界各地到處鼓噪“中國威脅論”,拿中國說事來打壓其他國家,背后的目的都是這樣的戰略意圖,其本質是“軟戰”,不是冷戰,更不是熱戰。
從中美雙邊的戰略互動來看,美國在疫情期間也在很多議題上繼續為中國設置障礙,在戰略上牽制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美國在2020年1月公開祝賀蔡英文連選連任臺灣領導人,表示支持讓臺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釋放出危險信號。在南海問題上,美國繼續加大海軍艦機抵近偵察,美軍艦艇和飛機依然在南海保持高常態化的軍事活動,鼓動越南、菲律賓等與中國有南海爭端的國家對中國施加新壓力。在香港問題上,美國在繼2019年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后,妄圖提名香港民主運動角逐202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在西藏問題上,美國通過了《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在未來藏傳佛教領袖十五世達賴喇嘛的繼任權問題上繼續干涉中國內政。所有這些行動的共同特征是培植境內外反華勢力,力圖推動建立反華統一戰線,核心也是“軟戰”。
通過考察高層交往、經貿關系、人文交流和戰略安全四個領域的中美關系,可以發現疫情期間的中美關系均具有“軟戰”的共同特征。在美國戰略界看來,也許中國目前還不足以構成對美國的實質性威脅,關于中國是否是美國的敵人還缺乏定論。美國所做的一切并非是真正要與中國重新回歸冷戰軌道,而是通過以塑造中國為戰略假想敵,借助疫情塑造反華統一戰線,加強對盟國的控制,鞏固美國全球霸權地位。
因此,如何力避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反華統一戰線,力爭在世界范圍建立反病毒統一戰線,是中國對美戰略的一個重大課題和緊迫任務。
“一體兩翼”與“一球兩制”：中美“軟戰”的政治根源
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各種類型的戰爭從根本上都是政治沖突的發展。為什么中美關系會呈現出“軟戰”的格局?其根源何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考察中美政治利益的沖突根源。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小約瑟夫·奈認為國際沖突發生的根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二是迅速發生的、不可預測的權力轉移。“戰后時期是一個權力迅速轉移的時期”。作為權力轉移的最重要行為體,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和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似乎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沖突,這是學界熱議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基本邏輯,也是一些學者鼓吹“新冷戰論”的理論基礎。
然而這一邏輯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將中美兩國假定為壁壘分明的兩個大國,背后亦且有著界限明確的兩大陣營。反觀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陷入了冷戰格局,造成冷戰的根本原因主要來自兩個因素:一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兩個對立陣營,實現真正和平是“不可能的事情”;二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現使得新的戰爭成為“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在許多學者看來,冷戰是解釋“不可能”的和平和“不太可能”的戰爭兩個特殊因素的產物。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呈現出的是“兩個平行世界”,斯大林所建立的蘇聯模式恰好是與西方世界敵對,是建立在妖魔化對方(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和封閉(社會主義陣營,兩個平行市場理論)基礎上的,而杜魯門主義的“自由世界”模式也是建立在妖魔化對方(把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視為邪惡的洪水猛獸)和遏制(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基礎上的。在冷戰模式下,無論是蘇聯陣營還是美國陣營,雙方互動猶如“瓶中之蝎”陷入冰冷的冷戰。
顯然,當下中美關系的新現實與冷戰期間的美蘇關系有很大不同。盡管核武器在今天依然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穩定力量,但作為冷戰根源之一的兩大陣營條件并不存在。當下中美兩國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雖然有競爭有沖突,但也有合作有協調,很難把中美分成截然對立的兩大戰略力量。
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影響,當今的中美共處同一世界,全球生產鏈和供應鏈彼此糾纏,已很難分割開來,所謂的“中美脫鉤論”要么很難做到,要么代價極高;另一方面,中美兩國都是偉大的國家,在同一個世界中卻有著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治理體系,彼此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很難用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來理解,中美兩國在國有企業、知識產權、技術轉讓、市場準入、外資審查等領域有復雜的制度差異。
因此,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在卷入全球化浪潮后都面臨如何統籌“一體兩翼”和如何調適“一球兩制”的問題。
所謂“一體兩翼”是指任何一個國家都面臨國內發展和全球發展平衡的問題,完全納入國內發展體系和完全開放全球發展體系都有很大風險,需要尋求兩者間的平衡之道,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沖擊下的各國均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
所謂“一球兩制”問題是指在同一個全球化世界中,中美兩國分別呈現出以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種制度長期并存、競爭發展的格局,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取代或戰勝另一方。
如何在維護一個地球大家園的基礎上,妥善調適好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制間的摩擦和矛盾,也是中美關系面臨的核心問題。無論是統籌發展上的“一體兩翼”,還是調適治理上的“一球兩制”,都不可避免地直面中美間的競爭和摩擦,要想保持冷戰期間美蘇關系的“瓶中之蝎”那樣冰冷的對抗關系是不可能的,中美關系需要長期面對直接的競爭和對抗,只不過對抗的軸心不是“高級政治”議題,也不是“低級政治”議題,而是軟政治議題。
何謂軟政治議題呢?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關于政治、安全和軍事等領域的事務,往往采取軍事實力的手段解決,被稱為高級政治議題,而關于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事務主要以經濟文化手段來解決,被稱為低級政治議題。無論高級政治議題還是低級政治議題,都是外顯的硬政治問題,即都是建立在“劃分敵我”基礎上的政治。如馬克斯·韋伯在1895年發表的經典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所強調的,此種政治問題面對的是存在尖銳政治敵我對立的復雜國際環境中的生存問題,而這種生存本質上取決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硬實力。德國思想家卡爾·施米特則直接把此種問題的本質界定為解決敵我關系問題。
與此相對應,軟政治議題則是解決敵我分化尚未確立條件下的競爭與合作問題,其致力于尋求國家間關系的求同存異和聚同化異。當今中美關系的新現實就是在中美并沒有確立相互為敵的條件下,如何處理彼此間的“一體兩翼”和“一球兩制”的復雜關系問題,是為“軟戰”。一旦中美已經達到相互為敵的對抗狀態,就不再屬于“軟戰”狀態,而是冷戰或熱戰的狀態。因此,建立在中美力量對比和權力轉移基礎上的“新冷戰論”不符合中美關系的新現實,建立在中美利益融合、對比競爭基礎上的“軟戰論”才是中美關系新現實的本質所在。
不難看出,盡管中美關系仍存在力量對比變化引發的硬權力政治問題,但隨著兩國力量的接近,兩國在力量上均屬于具有超級經濟規模的經濟體,越來越趨向于力量平衡。在中美力量日益平衡且融合發展的條件下,非權力因素成為左右兩國關系走向的決定性因素,中美軟政治的分界線是在同一個世界中的中美兩國不同發展道路和不同制度體系間的協調問題,亦即“一體”和“兩翼”的關系問題和“一球”和“兩制”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兩國國內發展道路和治理體系的正當性問題,故而中美“軟戰”的真正根源來自國內政治,中美關系發展的前景如何取決于中美能否妥善解決國內政治的正當性基礎問題。從國內政治正當性基礎來看,中美兩國各自國內政治鴻溝越大,共識越少,中美關系的紛爭就將越多,這是中美“軟戰”基本規律。具體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誰越是缺失國內政治正當性共識的基礎,其面臨的“軟戰”壓力就越大,就越可能成為“軟戰”的發起方,通過訴諸國際關系集中釋放壓力。
以疫情期間的情況為例,在疫情暴發早期,由于中國國內疫情壓力大,輿情一度緊張,美國媒體積極介入中國輿情爭論,中國面臨著更大的“軟戰”壓力,導致中美在媒體地位和記者證事件上形成尖銳對抗,推動了中美關系正面沖突的一個小高峰。
隨著美國疫情形勢越來越嚴重,美國國內開始出現輿情爭論,關于病毒來源和政府責任的聽證會和輿情對美國政府形成較大壓力。隨著疫情進一步嚴重,美國社會內部更變本加厲地出現“追責中國”的論調,各地出現起訴中國的鬧劇。迄今為止,美國至少有六宗起訴中國的案例:加利福尼亞、賓夕法尼亞、佛羅里達、內華達、得克薩斯等地的個人和企業向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密蘇里州則以州政府身份對中國提起訴訟。另外,美國不少國會議員也提出向中國追責的提案,希望制裁中國,或以法律手段懲罰中國。根據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規定,外國政府享有不在美國法院管轄的豁免權。然而,這些起訴中國的案例的殺傷力在于釋放國內壓力,甚至共和黨高層和白宮都不同程度釋放“以攻擊中國”作為競選戰略的言論。所有這一切其實都是中美國內政治正當性基礎變化的產物,也是中美“軟戰”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二種情況:在國際社會中,誰的發展模式、社會制度和治理體系更有特色,更與眾不同,誰就越被視作異類,其所面臨的“軟戰”壓力就越大,越可能成為“軟戰”的對象。
在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受到西方影響,能夠保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國家已屈指可數,近年來中國發展的突出成就受到各方面的重視,關于“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討論也日益升溫,與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形成鮮明對照。隨著疫情在歐美國家暴發,關于中國全球影響力的討論開始在輿論界多了起來。
2020年3月,蘭德公司發表《可替代的世界:理解大國意識形態競爭的潛在路徑》報告,認為中國仍在力求確保自己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在亞洲的統治地位和在全球范圍內擴大影響力。2020年4月14日,美國媒體發表文章分析中美雙方在“捐贈外交”上引發了緊張,美國對中國積極向世界各地運輸抗擊疫情的醫療用品表示不滿,開展在援助宣傳的全球競爭,批評中國要求其他國家公開表示感謝的行為有悖人道主義救援傳統,并應推動美國企業轉移供應鏈政策措施的實施。
2020年4月21日,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政策分析師萊利·沃爾特斯和高級研究員成斌的文章,要求中國對新型冠狀病毒負責,建議制裁侵犯人權的個人,與盟國積極合作,推動國際訴訟以及使用公共外交手段對付中國。4月28日,《商業內幕》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正利用新型冠狀病毒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要的超級大國,包括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加強對南海諸島的主權要求,加強對香港和臺灣的工作,中國希望在鞏固自身全球地位的同時,將美國驅逐出超級大國的位置。
2020年4月29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應對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效果表明,中國模式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也暴露了美國模式的不足,擴大了中國在歐盟成員國的影響力。對于美國輿情的變化,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形象指出這是一種“逢中必反”的思維。在這種思維看來,無論中國做什么都缺乏正當性。當中方最初向美國和歐洲國家提供醫療物資時,有人說中方借此謀求地緣政治利益;當中方為確保出口醫療物資質量和符合國際標準出臺了一些舉措,有人又開始指稱中方阻礙物資出口。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2020年4月2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聲稱,中國政府“將竭盡所能”讓他在2020年11月的總統大選中連任失敗,表示“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行事證明了這一點”。在美國國內持此種看法的大有人在,說到底是美國人在內心里對中國不放心,是把中國看作為異類的“中國異質論”在作祟。對他們而言,只要與美國不一樣,中國無論做什么都不對。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軟戰”戰場,它代表了兩種形態的發展模式和治理體系。
如果總是用國內標準來理解對方,處理國際關系,拒絕接受國與國交往的普遍國際關系規范,就必然走向“軟戰”。毋寧說“軟戰”的對手并非來自對方,而是來自自己,來自自己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來自本國國內的政治紛爭,而國際關系僅僅是國內政治的衍生物和犧牲品。只要中美關系還沒找到化解國內政治問題的藥方,中美“軟戰”就將一直持續下去。
“軟戰”的化解之道
對中美關系而言,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并未緩解因中美力量對比變化引發的戰略競爭,反而更加激化了戰略競爭。疫情沖擊和輿情沖擊疊加的雙重壓力,激化了兩國國內政治正當性之爭,中美關系的新現實不是正在步入“新冷戰”,而是正在滑入“軟戰”。其基本邏輯是中美兩國圍繞誰對誰錯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展開角逐,在高層交往、經貿關系、人文交流和戰略安全等各個領域均表現為誰對誰錯的標準之爭,意在爭取更多的支持者和伙伴。如何力爭建立世界反病毒統一戰線,力避出現反華統一戰線,是當下中國應對中美關系“軟戰”格局的重要戰略任務。
“軟戰”格局形成的根源并非來自雙邊關系,而是來自疫情沖擊下的國內政治分化,來自中美兩國國情差異、制度差異和政治差異在疫情沖擊下產生的政治化危險。如何妥善處理中美社會差異和制度差異,在全球治理體系的框架內重建中美關系共同行動框架,成為新時代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課題。
然而,中美之間源自于國內政治分化導致的“軟戰”問題,僅靠中美雙方是無法解決的,而是需要第三方的介入。環顧世界,疫情沖擊下的世界各國都強化了各自的國家治理,全球治理弱化。在中美“軟戰”之間,除少數國家外,大部分國家選擇了置身事外的戰略對沖態度,采取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的“騎墻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第三國均無法承擔調解中美“軟戰”的角色,唯一可能的思路就是回歸全球治理體系,在聯合國框架或者其他國際組織框架中探尋中美“軟戰”化解之道。然而,目前特朗普政府對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態度冷淡,美國在推動“廢約”“退群”的同時,也在努力削弱中國在聯合國及其他機構的影響力,比如近期美國就成功阻撓中國代表被提名為參選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總干事。顯然,特朗普政府拒絕全球治理,是當前中美關系最大的挑戰。美國選擇參與全球治理,更多在國際場合尋求解決問題之道,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當然,中國可能因此面臨更大的國際壓力,但這一壓力可以為中美“軟戰”確立游戲規則。因此,只要美國政府在全球治理上采取合作態度,即使中美關系因此而面對更多國際壓力,也要比一個更加孤立主義的美國更符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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