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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疫情四重大沖擊，全球供應鏈危險

作者：Mr.LiuStu 來源：「我們」? 商會發布時間：20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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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的進一步擴散，將對全球經濟帶來較大的沖擊，而由于國際局勢已經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大為不同，全球合作的前景不容樂觀，新冠疫情有可能隨之會給全球經濟帶來第四次沖擊波。

新冠病毒已經在全球范圍內蔓延，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定性為“全球流行病（pandemic）”。雖然數個疫情比較嚴重的國家開始采取比較強力的防控措施，包括限制人員流動、關閉商業機構、員工在家辦公等，但多數國家仍然處于防控的初期階段，各項措施尚未到位。這勢必會影響全球疫情的進一步擴散，也將對全球經濟帶來較大的沖擊。

從目前來看，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沖擊主要有三個方面：供給擾動、需求沖擊和資產負債表損失。這場疫情是否會帶來一場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危機，仍有待觀察。但值得擔憂的是，由于國際局勢已經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大為不同，全球合作的前景不容樂觀，新冠疫情有可能隨之會給全球經濟帶來第四次沖擊波：全球化退潮。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沖擊，中國應提高警惕、預作準備，備足政策空間，或能減少本次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一重沖擊：來自全球供應鏈的供給沖擊

中國是首先爆發新冠疫情的國家，受此影響，各個行業的生產一度停滯。考慮到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經濟與全球供應鏈的融合程度較高，這將給全球經濟帶來較大的供給沖擊。

如何測算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帶來的供給沖擊呢？一種直接的研究方法是利用國際投入產出表數據庫來測算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從表面上看，這種方法最為直接、也最為系統，理應得出較為明確可信的結論，但在現實中，運用投出產出表方法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一是投入產出表中的數據并非實際的統計數據，在計算的過程中需要根據底層的投入產出模型進行大量的估算和推算，在這一過程中會存在大量的估算偏差。跨國投入產出表更是會面臨這個問題，各國的統計標準差異會進一步放大投入產出表的誤差。二是投入產出表是通過一組聯立方程組找到的一種線性機制，而實際的經濟機制大多是非線性的，且有大量的正反饋和負反饋效應。三是測算沖擊水平的關鍵在于確定原始沖擊的量級，但目前對原始沖擊的評估信息是嚴重不足的。換言之，如果我們沒辦法相對準確的測度中國受到的沖擊量級，我們也沒辦法估算對全球經濟的沖擊，而只能利用不同的情景假設。事實上，這正是為什么我們現在看到的各種測算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的模型，大都只能停留在情景分析的層面。

我們試圖從另一個角度，更為直接地測度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帶來的供給沖擊。我們的研究思路是：通過原始而真實的國際貿易數據，找出那些更容易受到中國沖擊的國家。這些國家進口了更多的中國產品，尤其是中間產品。進口中間品的目的是進入國內的生產環節，顯然對該國生產的影響更為直接。找到了這些更容易受到沖擊的國家之后，我們就可以根據這些國家的分布和規模，判斷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帶來的供給沖擊。

我們計算了世界各國中間品進口額占總進口額的比重、從中國進口的中間品占其全部中間品進口的比重以及各國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如果一國的前兩個指標比較高，則說明該國對中國的中間品進口有較高的依賴度。在此基礎上，若該國同時擁有較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則說明該國的整體經濟對中國進口的依賴程度更高，進而表明該國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會受到較大沖擊。

如圖所示，對國際貿易依賴程度更高、與國際供應鏈聯系更強、且從中國進口中間品較多的國家大多都是發展中國家，幾乎沒有發達經濟體。當然，在部分產業中有些發達國家和中國在生產和消費環節的聯系非常緊密，如電子產業中以中日韓為核心形成了東亞生產體系，汽車產業中德國對中國的終端需求依賴度較高。

這種供給沖擊會持續多久呢？雖然當前中國企業尚未完全復工復產，但從目前的進度來看，中國企業恢復到正常生產狀態只是時間問題。供給沖擊雖然來得最早，但也會最早消退。同時，值得指出的是，當前的全球供應鏈依然是圍繞發達經濟體展開的分工體系，而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獨特地位是其它新興經濟體無法替代的，因此，只要全球供應鏈沒有出現系統性的危機，就沒理由認為這種供給沖擊會帶來持續的影響。

然而，隨著中國企業逐漸恢復到正常的生產狀態，新的問題又會浮出水面。之前大家以為要加班生產的出口訂單，都還在嗎？

第二重沖擊：防控疫情導致的總需求萎縮

當前全球市場擔心的問題早已不再是中國能否復工，而是新冠疫情對總需求的沖擊。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擴散，各國政府被迫采取各種防疫措施，也引發了金融市場的擔憂。全球多個股票市場連續暴跌。就連習慣于高估全球經濟增速的IMF也表示，2020年全球經濟會比2019年更差。

目前來看，對總需求沖擊的判斷比較困難，市場預期也比較混亂，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各國的防疫抗疫理念有很大的差異，而且所采取的措施仍在不斷變化。不同的防疫抗疫對策，帶來對需求的沖擊也會不同。

如果根據嚴格的程度，對各國防疫抗疫的對策做一個光譜，則中國在光譜的一個極端，美國的初期反應在另一個極端。由于有2003年SARS疫情的前車之鑒，所以中國從一開始就采取了包括封城、停產停課在內的嚴厲措施，這種抗疫模式能夠較好地控制疫情，但由于抑制消費、限制人員流動，對需求帶來的擾動也更大。韓國采取的對策和中國較為相近，效果也大體類似。反之，如果采取更為放任的對策，看似對經濟的擾動更小，但疫情的擴散會更迅猛，后期需要用更多的補救措施，目前的意大利和伊朗就是這種情況。

許多國家最初的態度更接近美國而非中國，但從現有趨勢看，越來越多的政府開始改變立場并朝著中國的方向移動，甚至美國政府也采取了更為嚴厲的應對措施。這意味著接下來防疫抗疫措施對總需求的抑制效應會越來越強。發達國家大多以第三產業為主，消費占GDP的比重更高，因此限制人員流動和關閉公共區域會對本國經濟造成更大的沖擊。對新興經濟體而言，發達國家需求下降意味著外需下降，國內經濟壓力自然增加。

隨著疫情的發展，對需求影響更大的一個因素是各國對傳染病的防控能力。發達國家已建立起相對完善的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體系，擁有強大的基層醫療服務能力，其醫療體系的韌性和效率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一旦這些國家開始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并全力啟動傳染病的防控體系，控制新冠疫情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且，這些地區尚未出現集中爆發的情況，要比中國在疫情初期面臨的治療壓力更小一些。

真正可能出現重大問題的是醫療衛生條件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利用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全民健康覆蓋指數（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dex，簡稱UHC指數）來衡量各國的基礎醫療能力。該指數的構建涉及多個方面，且受限于部分國家相關數據的可得性和真實性，并不能直接比較各國醫療水平。不過，相對于發達經濟體，該指數更適合于衡量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欠發達國家的基礎醫療狀況。我們結合UHC指數和各國的貿易狀況，綜合評估各國面對的疫情風險敞口。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中國的UHC指數大概是79。如果以此做為界定防控能力的分界點，那么除中國以外，所有UHC值不超過79的國家的貿易規模總和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約30%，這些國家在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大約是35%。也就是說，中國的外需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國家或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妥善應對疫情。這些國家一旦出現問題，會讓中國的外需變得更加疲弱。

第三重沖擊：資產負債表的短期惡化

新冠疫情除了會給供需造成沖擊，還會給資產負債表造成影響，這種影響是相對隱性的。新冠疫情可以通過兩種機制直接影響到社會各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一是防控疫情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停滯，各部門在短期內會因此承擔相應的流動性損失，這會直接體現在資產端流動資產的額外消耗。二是金融市場在恐慌情緒下出現拋售行為，并導致資產價格快速下跌，這會讓各部門相應的金融資產價值縮水，減少資產價值。

第一種機制下，各部門承擔是流動性損失，而非實際損失。后期可以逐漸用新增的流動性彌補這部分缺口。這一點在中國體現的比較明確。為了防控疫情，中國經濟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暫時停滯。在這期間，多數經濟主體沒有創造任何經濟價值，或者說沒有創造GDP。我們用生產法粗略匡算，由于完全停工和效率損失，2-4月期間大約會損失掉25-30天，共計8萬億元。

其中，部分上中游工業企業受到影響較小，這些工業企業在第二產業中的占比大約是30%。部分服務業沒有受影響，比如金融業和網上消費，這些企業大概可以占到第三產業的50%。再結合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GDP中的占比，最終得出疫情帶來的流動性缺口大概有4-5萬億元。這些不是實際利潤損失，而是現金流損失。部分企業實際上是在用自己的現金流去補充其他部門的現金流，或者說是用資產負債表的變動去補償現金流量表。

受疫情影響，政府的稅收及其他收入會減少，銀行也會遭受一定的利息損失，但主要承擔這部分流動性缺口的還是企業和居民兩個部門。對居民部門來說，不可能通過增加負債來彌補現金流缺口，只能消耗儲蓄。企業部門可以消耗當前的流動資金，或者從金融部門獲得短期貸款。無論何種方法，兩部門的杠桿率短期內都會被迫增加。

根據2019年的數據推算，居民和企業兩個部門每月凈現金流增量約5000億-6000億元，這就意味居民和企業部門要完成資產負債表的修復至少需要6-8月的時間，也就是持續到2020年三季度。在此期間，居民的耐用品消費和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都會受到直接的影響。

對于發達經濟體來說，近期金融市場劇烈調整導致的資產價值縮水會直接沖擊到各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美國的401K計劃將居民部門的養老金與金融市場直接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暴跌或許會讓居民部門養老金賬戶縮水，進而影響到當期和未來的消費支出。這對美國經濟會造成直接沖擊。目前這部分影響的量級不易估算，因為事情尚在發展，但只要金融市場不能在短時間內恢復平靜并回歸過去的水平，實體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就會受損，就需要花時間來修復。

無論何種機制造成的資產負債表損失，最終都指向一點，即在失去了居民和企業兩個部門的支出動力之后，能夠彌補需求缺口，穩住總需求的力量只剩下政府部門。從經濟周期看，新冠疫情打斷了2019年底呈現出的全球經濟弱復蘇進程。如果此時政府部門不能填補這部分需求缺口，推動經濟復蘇，那就意味著經濟在底部的時間被迫延長了。這將是實體經濟最難熬的階段。

第四重沖擊：全球化退潮

新冠疫情是全球所有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2020年3月12日，G20第二次協調人會議發表了《二十國集團協調人關于新冠肺炎的聲明》，一致同意將使用所有可行的政策工具，包括適當的財政和貨幣措施，應對新冠疫情的挑戰。雖然這傳遞出了積極的信號，但全球經濟合作的處境已經和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時大不一樣，新冠疫情可能不僅無法促進各國之間的協作，反而會加劇全球化的退潮。

加強全球經濟合作，需要幾個關鍵因素：領導者、多邊合作的平臺和國內的政治支持。在20世紀90年代直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推動全球經濟合作的領導者是美國，美國試圖通過全球經濟合作推廣其支持的規則和制度；推動全球經濟合作的平臺既有傳統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也有新興的G20峰會，還有各種專業性的多邊組織；推動全球經濟合作的國內政治力量包括在全球化中獲益最多的跨國公司，而普通民眾也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好處，對全球化總體持正面態度。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加劇、民粹主義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都沖擊了全球合作的基礎。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后，美國數次挑戰國際秩序傳統，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爭議。美國已經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支持多邊合作。傳統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遲遲無法推進改革，其合法性大打折扣，而新興的G20平臺則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尷尬局面。西方國家國內經濟社會問題叢生，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劇，進一步導致其國內政治力量的極化和對立。在經濟穩定增長時期，人們會更加樂觀，也更寬容開放，但在經濟相對低迷時候，人們會變得更加悲觀，也會更加排外封閉。激進全球化的民意基礎不復存在。

包括新冠肺炎在內的新興傳染病，也是全球化的一個副產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人口和貨物的流動性不斷提高，這也使得疾病的傳染速度更快、范圍更廣。在缺乏更好對策的情況下，隔離是防范疫情的無奈選擇。可以預見的是，即使疫情消失，各國也會在對人口和貨物的跨境流通方面施加更為嚴格的管制。在面對疫情的挑戰時，各國由于采取的對策不同，也有可能出現互相指責、互相防范的情況。疾病的傳播，也很容易伴隨著對特定人群的“污名化”，導致更多的歧視和排斥。在這種情況下，新冠疫情可能會成為繼全球金融危機、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沖突之后的對全球化的又一次沖擊，全球化退潮的速度會進一步加快，從歷史的長視角來看，這是一次全球化黃金時代的“結束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